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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城市公园建设热潮:口袋公园与中央公园并行

2021-11-16 08:12:04 作者:半步沧桑 浏览次数:31 字号: T T T

来 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

作 者丨朱玫洁

编 辑丨李博

图源丨图虫

在上海待了九年的郑明明,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公园走走。

“我去公园是为了和自然接触。”她说,自己出生在西北一座宜居小城,从小习惯了随时与自然接触的感觉。

城市中的一座座公园,正如大自然散布在钢筋水泥间的零光片羽,滋养着没能外出度假的“打工人”。

在曼哈顿摩天大楼建筑群中间,有一座著名的公园——纽约中央公园。因在密集的商业区中提供了一份自然与人文的关怀,这座公园极受欢迎,也成为展现纽约城市风采的一个典型符号,闻名全球。

近些年,受此影响,中央公园的概念在国内十分火热,尤其在新城新区,大体量的大公园、大绿地成为标配,扮演区域内的休闲中心。与之同时,在城市更新下,一些大城市也注重社区公园、口袋公园等“小公园”的布局。

过去40年来的快速城镇化之下,许多中国人从乡村进入城市,仍带着一份对自然的留恋。2018年公园城市概念的提出,粘合了乡野与城市的边界,将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性推高了一个层次。自此,各大城市掀起建设公园的热潮。

例如,《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》提出,到2025年,上海将建成公园城市,上海的公园总数将增加到1000座以上。合肥市“十四五”林业和园林发展规划明确,到2025年,合肥的城市公园要达到500个。南京和杭州都提出,实现城市“300米见绿、500米见园”。成都更将公园城市建设作为全市的重大战略。

当新一波城市公园建设浪潮来临时,我们也需要考虑,人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园?

口袋公园:人情味的回归

上海是国内在空间治理上走在最前列的城市。今年,上海将有超过120座新公园揭开面纱,其中一半为口袋公园。

口袋公园正在成为一种潮流,它是街区中“见缝插绿”的小公园,主要服务于社区居民。当下,是否有十五分钟可达的公园,成为衡量城市宜居程度的新标准,这主要通过大量口袋公园的建造来实现。

上海永嘉路309号的口袋广场,是上海著名的开敞空间案例,是一个形式特别的口袋公园。这里三面建筑合围,另一面面向街道,有低矮的灌木丛把人行道和小广场隔开,可以看见来往的行人,但不受叨扰,闹中取静。人们可以背靠竹丛、在连廊下休憩,也可以坐在广场最里侧的树下,仰看云的游走。

六十来岁的陈叔,每天走到口袋广场上的咖啡馆,随着一杯意式浓缩咖啡下喉,一天的生活开启了,接着他还要在口袋广场待上三四个小时。

在不远处居住的小柯也把广场上的咖啡馆当作了“客厅”,炎热的高温天也没能阻挡她的脚步,几乎每天她都会去待一会儿,这也让小柯对周边的宠物犬了如指掌。“荷马这至少胖了15%吧!”一只恶霸犬进来,小柯对这只狗的体重变化给出了精确的数字。

咖啡馆是口袋广场的配套设施,咖啡馆店主小琪也在代街道管理广场。小琪说,这里的客人大多是附近居民,久而久之相互熟悉,产生一种社区里的信任感。因狗“结友”的居民相互交换宠物粮的购买渠道,租房时也会相互帮助,甚至还有一两位妈妈曾拜托过小琪把放学的小孩先接到咖啡馆里。

多年来,很多人讨论过社区的陌生化问题,随着街道原住居民的流动,以前那种街坊院落之间的“熟人社会”不复存在,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。在这个口袋广场上,陌生的居民之间再次得到了连接。

“对于微型公园而言,设计不是主角,城市以及城市里那些真正值得沉淀下来的东西,人的情感、记忆、故事,才是主角。”同济大学景观学系副主任金云峰教授曾表示,当下,市民对公园、绿地的期许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中央公园:不能进入的草坪

除了口袋公园,在更多城市,大型的中央公园更受重视,正如纽约中央公园为纽约带来的名片效应一样,许多城市期望自己有一个作为全市休闲中心的大公园、大绿地。

在上海,徐汇滨江绿地是上海受欢迎的公共空间之一。虽然不是名义上“上海中央公园”,却是实质的上海浦西区域市民客厅,活力是它最珍贵的特质。

“我感觉那里每个人都很快乐。”谈到喜欢徐汇滨江的理由,郑明明说道。这里位于黄浦江西岸,每逢天晴,蓝天映衬着两座巨大的橙色塔吊,不远处,卢浦大桥以一道优雅的白色拱弧横卧江上,江风拂面,水鸟翻飞,汽笛悠扬。

旁边有多热闹?步行道上散步的、跑步的、遛狗的错杂交织。另一侧有服务儿童的攀岩区、轮滑区,也有为宠物特别划出的绿地——宠物犬奔跑嬉逐的天堂,还有文艺青年最喜欢的艺术馆和咖啡厅。更多的人携家带口、呼朋唤友来到这里,在草坪上扎帐蓬、铺餐布。

沪漂五年的李乐还记得,第一次过来时,遇见在二层连廊上跳踢踏舞的舞者,那种热情让他心里也第一次萌生出“上海市民挺幸福”的感叹。

较高的开放度、功能和场景的丰富性,使徐汇滨江成为了人气极旺的城市休闲空间。徐汇滨江的特点恰好是许多城市的大公园、大绿地所不具备的,是其中的特例。

许多城市中常见的大型中央公园、绿地,往往有着广阔人工湖、起伏的草坡、修剪整齐的灌木、曲折的花径……一眼望去,很绿、很阔气。但人在其中,除了散步跑步,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。

一些乔木种植在远离人行道的地方,市民很难享受到林下空间。遇到炎热天气,体验感便大幅下降。有的情况更为极端,可能在这些中央公园、大型绿地内部及周边数百米的范围没有可休憩的空间或消费场所。

这种建设模式的精华在于开敞绿地,比如纽约中央公园、上海徐汇滨江的一些草坪可以进去躺下、野餐、玩飞盘。但大部分城市对于绿地管理政策有所不同,不少公园的草坪不允许进入,这使得公园的实用性很有限。

管还是不管?

在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(2017-2035)》前言中的一句话很有意思,“我们希望,未来的上海,跑步的人可以有地方跑,在家附近就有一片绿肺,跑累了坐在草地”。

能让市民坐进草坪并不容易。维护草坪的财政压力是一方面,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说,那些美国大学里的草坪随便踩、随便躺,其实几乎每天都有人去修补草坪,在坑洼的地方抹上一种绿色的泥、里面还有草籽,使地面看起来美观,草也能慢慢长出来。当下,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一些地方允许市民进入草坪玩乐,这背后意味着大量的财政投入。

另一方面,也有观念的原因,比如东方人和西方人对环境消费习惯的不同,对公共空间理解的不同。“我们会认为很多公共物品归政府管理。”乡伴文旅集团绿乐园CEO薛松说。

把公园管起来,也是职能部门习惯的理念。管不管,怎么管,这个问题贯穿在所有规模的公园中。

在上述“口袋广场”的门口,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。这里被要求每天傍晚关闭,但作为围栏使用的小铁门和灌木丛都十分低矮,翻越灌木丛毫不费力。而那排灌木中间确实也有一道光秃的口子,“这儿至少重新种过4次。”小琪指着说。街道和小琪都曾疑惑,既然要关闭,为什么不把围栏做高?设计师给出的答案是:不希望灌木遮挡路人的视线,而是让行人路过就能发现小广场。

为便于运营和管理,各地城市中确实有大量公园、绿地是被围住的,但许多景观和建筑规划的业内人士都在呼吁更为开放的公共空间。口袋广场上,铁栅门、低矮的灌木丛以及那个光秃秃的洞,折射出多方对“管”的矛盾。

公园承载的观念与价值

在大城市,老公园和新公园形态截然不同。

上世纪八九年代,曾大量修建一批市民公园,中国传统的园林造景手法对它们影响不小,例如拱桥、亭台,曲径通幽、一池三山以及大量可供休憩的林下空间,这些与现在“中央公园”注重的开敞、大气的风格有所不同。

整体而言,因为地处区域核心、景观尺度宜人,许多城市的老公园依旧深受市民喜爱,“相亲角”也往往形成在这些老公园中。

在上世纪90年代末,一些海归学者带回来“大景观”的理念。周榕提到,与传统园林景观相比,这形成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交锋,这一派更讲究大尺度的景观,比如大草坪、大山水、大广场。这种风格有贡献,也有问题,例如景观和功能比较单调,但设计思路很好学,建设起来也能很快出“效果”。

“建设大体量的公园或者绿地,有一个很大的好处,城市所谓的可识别性特别强。”薛松说,早些年,城市确实喜欢把公园做大、把整个格局做大,提出诸如某某区域最大公园等概念。

薛松在景观园林公司从业的数年有一个很深的感受,城市很看重绿化率这个生态指标。对于“中央公园”模式,薛松认为,它们更应该被称为绿地,因为主要是对城市绿量、城市形象的一种展示。

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、人居环境的越发重视,公园城市的理念被多座城市频频强调,推进公园建设的力度很大,也时常出现在官方宣传中。

“当公园被当做一种政绩,也会体现出政绩角度的价值观。”周榕提到,比如关注点在于绿化率等数据表现好不好,或者看起来是否美轮美奂等。

实际上,在许多城市的总规或相关政策中,人均绿地率指标时常出现。宏观层面的数据统计是重要的,值得注意的是,计算出的绿地不等同于可以真正使用的面积。

周榕表示,从2019年的数据看,北京人均绿地率达到16.4平方米,这不是一个小数字。但恐怕大多北京市民对此都没有“感觉”。在他看来,真正好的公园,不是一个装备探测出的数据,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空间,让人特别能感到放松、跟自然亲近的地方。比如,能不能坐到树下去读书、能不能让小孩去草地里打滚……

快速建设浪潮下“千园一面”

三年前,公园城市的概念首次提出时,各界进行了大量的讨论,也试图去强调其中的“公共性”,而并非绿化率指标。在一次讨论公园城市的大会上,同济大学副校长、成都市公园城市规划建设首席顾问吴志强就提出公园城市不仅是“表皮的绿”。

如果希望公园被市民更好地用起来,在“表皮的绿”之上需要进行空间设计。但问题是,设计并不完全掌握在景观设计师、建筑师、规划师手上。

在薛松的从业经历中,这更多要看城市领导的想法,毕竟公园是市政投资的项目、也受领导意志的影响。“我们要在做好设计和说服领导之间做折中,到最后施工方临时调整设计方案也不鲜见。”薛松说,他印象中有两次很顺利的设计工作。

一次是上海世博会园区,这个项目预算十分充足,并且相关领导敢创新,乐意接受一些新设计、新想法。另一次则是为上海嘉定区的一处空间服务,也是因为当时的领导出身同济大学建筑相关专业,对于公共空间的设计有自己不俗的见解,双方合作起来也较有默契。

另一方面,当“建公园”成为城市战略被大力推动,这类项目几乎永远都在赶时间、抢工程。此时,选择最习惯的、可快速出视觉效果的模式十分重要。近年来流行的“中央公园”,许多不外乎是从大草坪、喷泉、大广场、湿地等元素中选取拼接,然后做出地形的起伏、花径的蜿蜒,迅速推动公园的建设,同时拉动周边土地价值、支撑新城开发。由此,公园的“使命”基本达到。

在这种背景下,很难关注到公园里影响人的体验的细节,也造成继城市建筑之后城市公园的雷同。

从园林走向公园

在古代,园林是皇家或者私家所有,作为一种奢侈品存在。明清时期,江南地区的园林造景艺术的发展,更多体现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。进入现代社会,当园林成为公园时,公众性也成为了它天然的属性。当下,也有越来越多城市在关注公共空间的共建共享。

那么,市民想要什么样的公园?

对于小琪,以前她更喜欢阔气的大公园、大绿地。遇见口袋广场后,这份社区感、人情味让她更感舒适。对于沪漂的白领李乐,最感怀的是二十年前故乡县城里的河滨公园,那里除了像棋盘一样排布种植的大树,并没有太多景观,但总是很热闹。

小吃餐车、套圈游戏、花鸟市场,沿着河边还有一排茶铺。不设篱墙,也无太多管束,可以摆摊、也可以组乐团演奏。

“以前那种非规划性,反而让人们对空间的使用在很多时候是最优化的。比如这里出入方便、树很大,那么很快就会有人在下面摆摊,这是人的活动跟自然形成一种有机的融合。”薛松说。

过去很多公共空间的场景都是几十年、几百年间由人们的生活习惯铸就的。大树慢慢地长,长到一定体量,人就会在下面集聚。“但我们现在的景观建设两年就干完了,不太会在短期内形成那么好的社区氛围。”薛松说,还有一点遗憾是,我们的公共空间建设时干预比较多,不管是中央公园还是口袋公园,自上而下的规划管理很多。

实际上,无论是口袋广场还是徐汇滨江,或者李乐口中的河滨公园,这样富有活力的地方,共同的特点正在于更多将选择空间使用方式的权力让渡给市民。

当下,随着新城建设逐步完善,“中央公园”的建设机会在减少,城市更新的步伐正在促使口袋公园的涌现。要注意的问题是,一些口袋公园的设计基本等同于把中央公园的一小部分搬过来,但口袋公园其实可以设计为促进社区交往、社区复兴的空间。

比如,上海的口袋广场由小琪而并非街道工作人员来打理,这已带有社区“共治共享”的色彩。在这方空间里,一年多以来,小琪和周边居民一起探索着使用社区开敞空间的边界,什么能做、什么不能做、干涉要在怎样的尺度——咖啡馆的员工劝导过醉酒的大叔、穿比基尼晒太阳的女孩,以及在早上练习黑管但吹奏技术欠佳的老爷子。

过程中难免有冲突,但彼此达到了和谐的平衡。因喝酒与咖啡馆员工发生冲突的大叔,后来送来两篮杨梅道歉。吹黑管的老爷子也愿意推后他的练习时间,让周围的居民“多睡会儿”。有的居民对口袋广场更产生了一份责任感,一位客人主动参与解决了广场小马扎维修费的问题。

正如金云峰所说,市民对公园、绿地已不仅在于对绿化的欣赏,其期许发生了很大变化,尤其是微型公园,公众参与非常重要,也给园林绿化部门的跨界资源协调、组织引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“公园首先是一个公共空间,而不是一块单纯的绿地。”周榕也表示。

公园不仅是做花径的游戏、做园林的文章,甚至也不是做城市形象的文章。城市越来越大,楼越来越高,人口越来越多,而公园这样一个公共空间,正是增进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一方净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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